评论称周边国家若为美国遏华火中取栗恐当炮灰,中国首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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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   近年来,美军在亚太地区与其盟国频频军演。图为:美日联合军演

资料图:关于中美经贸的概念图。

牛军  

  新加坡《联合早报》13日刊文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仍然有很大的战略回旋和缓冲空间,只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准确判断事态变化,处理好中美关系,仍可确保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不至中断,这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参考消息网6月7日报道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6月3日发表委内瑞拉前外交官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撰写的文章称,美国和中国卷入了一场“新冷战”。这场“新冷战”导致的后果或许不如当初美苏之间那样惨烈,但对华盛顿而言,也是迄今为止最严峻的地缘战略挑战。这是因为今天美国所面对的中国早已不同以往——如今中国对周边空间的控制力逐渐增强,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也开始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双方将在这场长期战争中互相消耗,犯错误越少的一方将越有可能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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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编如下:

文章称,美国最大的错误要归咎于特朗普。他一上台就下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举无异于自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从两个角度制定重返亚太战略:一方面,美国试图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则一直寻求将所有可能受到北京经济影响的国家纳入一个贸易联盟。美国退出TPP就相当于自行放弃了第二种可能性,同时也让东亚国家面临艰难抉择:要么选择美国的军事保护,要么躲在中国的经济保护伞下。毫无疑问,第二种选择对部分东亚国家的诱惑更大。

  

  美国在军事上高调“重返亚洲”,将军事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在东亚地区调兵遣将,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导致东亚地区的局势不断紧张。有人认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要结束了。

文章指出,美国投身一场奥巴马口中的“愚蠢的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敌对态度不但分散了本应放在中国身上的精力,还导致自身陷入中东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这就让北京有机会掌握主动权,给中国留下了巩固自身在东亚地区战略优势的时间和空间。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当年领导建交谈判的两国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和卡特——都对他们的最后决定做出过内容大致相同的积极评价,“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美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当时以及后来的听众中不少人会认为,这些都是政治家发表的好听的套话,但35年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绝非如此。中美正常化不仅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美双边关系和两国国内的政治议程,而且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极为深刻和巨大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35年来世界历史进程中两个革命性的和最具持久影响的伟大事件。其一是持续了40年的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和平落幕,人类从随时可能被核战争毁灭的恐怖阴影中解脱出来;其二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过三十年多年的改革开放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发动机。当然,这两个伟大的事件并不都是因为中美建交并能在很长时期里基本保持了战略性的合作,尤其是冷战和平结束这件事,还有诸多其他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中美正常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甚至这两个事件会不会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发生等等,都是有疑问的。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之所以被称为具有远见卓识,并不因为他们能像算命先生一样预见每一个历史奇迹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发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关键是他们能更早的透过重重迷雾,看清大潮流涌动的方向并能顺势而为,推动历史更快地向前进。当然,也有一些因为误判世界潮流而导致倒行逆施的人物被载入史册,这类历史人物也会反复出现。

  事实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仍然有很大的战略回旋和缓冲空间,只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准确判断事态变化,处理好中美关系,仍然可以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不至中断,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文章认为,在中美目前展开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较量中,不但需要实力,还需要耐力和专注力。谁的注意力不集中,谁就会惨遭失败。中国分心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战场就在家门口;然而美国不得不经受各种诱惑,更容易分心。

   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期间,曾经在一次与美国商界人物的会谈中乐观的预言,中美建交后两国的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今天的中美关系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早已大大超出邓小平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例如中美贸易去年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双方关系涉及的领域之广阔和交往如此之深入,以及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它被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中美关系就基础稳固和一帆风顺,实际上双方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存在着被称为是深刻的“战略互疑”。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们如此经常和随意的使用诸如“遏制”、“渗透”、“核战略威慑”一类冷战时代的词汇来界定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项等等,以致人们越来越怀疑和担心,中美是否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或干脆说已经处于“新的冷战”。正是这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现象使人们迫切感到有必要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正是对现实的困惑导致了对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历史的关注。

  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

   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可以大致分为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其中第二个“地区层次”即东亚地区是本文叙述的视角。不论是根据冷战时代的历史,还是基于对当代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关切,都应对此视角给与更多的关注。经过建交后35年“合作”与“斗争”,中美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在这种被称为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关系中,存在和不断增高的“相互依存”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和向前进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倒退的制动器。不过,更需要重视的是中美之间越来越具有战略意味的“竞争”,其中最直接和尖锐的是中美双方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的竞争,其本质就是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调整和定义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对位置,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互相倚重的因素很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至少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零和”游戏的逻辑被打破,冲突会导致“双输”,合作则会带来“双赢”。二是很多以前需要通过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

   东亚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舞台,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必定要对美国的权势造成冲击。中国的影响是极为巨大深刻的,这尤其体现在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塑造过程中。中国在冷战时代的诸多重要决策及其后果均表明,在很多重大事态和历史关头,中国是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的。对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来界定和改变。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不仅在当时与诸多重大事态一起,塑造了冷战时代东亚国际政治包括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一些重要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总之,解读和应付中美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及其后果,是一个极富挑战的课题,从这个视角回顾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的进程,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同时,中美之间毕竟没有直接的、正面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没有什么问题会导致两个大国非要搞到必须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地步。在经济领域,尽管中国GDP很高,但是,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美国居于产业链的高端。那些宣称“中美必有一战”的人,实属危言耸听!

    

  第二,不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中美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不会采取破坏性很强的手段,来彻底毁损现存的国际秩序。

   一,东亚冷战

  事实上,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强,再加上中国“内敛”型的国家气质,根本不存在挑战美国的意愿。中国特别需要防范的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中美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而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这样,中国的前景就让人担忧了。

   从东亚冷战的视角解读中美关系,首先需要解读东亚冷战的历史特征。冷战作为40多年的历史过程,内容极为丰富庞杂,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首先是欧洲的衰落与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两国展开的全球战略对抗;其次是意识形态问题,美苏对抗如此激烈,很重要的是因为双方及其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着人类的终极希望,理念之争不仅推动它们相互对抗,而且长时间、大规模的对外干涉,包括非常残酷的军事入侵、支持政变等等。简单地用“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斗争”、“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等等概念来解释美苏对外干涉的本质、动力等等是远远不够的。再次是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二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是由冷战引起的,但的确为冷战的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而大量新兴国家的诞生也形塑了国际政治的很多特点。

  第三,周边国家恐怕也没有真正愿意充当“出头鸟”的国家。美国在军事上重返东亚,中国的压力肯定会增强。但是,美国直接动用大规模军事手段打击中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美国可能会不断制造周边与中国摩擦,使中国周边环境不得安宁。但是,在这种时候,愿意给美国充当“出头鸟”或“炮弹”的国家,恐怕也不会出现。因为“炮弹”一旦引爆,可能炸到别人,也可能炸不到别人,但它自己一定会变成“炮灰”。

   以上三个因素构成了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宏观背景,不过东亚冷战的确有其独特之处,这同美苏在此地的竞逐以及由此导致的热战和军事同盟体系有直接关系。可以这样说,美苏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折射到中美关系之中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战略问题,与东亚国际体系的互动更为直接和明显;两国关系对冷战体系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两国在东亚的战略行为施与的。

  中国的策略选择

   从冷战40多年的全过程看,东亚在地缘政治上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地区,这里有与欧洲不同的国际政治议程,例如东亚多数国家面临着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但是,东亚毕竟也笼罩在冷战的巨大阴影之下,特别是这里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另一方面,东亚或稍微扩大一些到东亚的毗邻地区,也是冷战超级大国的滑铁卢。美国因为在越南十年战争而从世界霸主地位下跌;苏联则因为十年阿富汗战争而彻底衰落乃至解体。

  第一,尽可能着眼于长远发展,不断增强国家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尽管中国GDP已经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拥有的财富还是非常少,国内问题需要时间来解决。因此,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和平发展赢得时间,不给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提供“口实”。

   冷战中的东亚国际政治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冷战爆发到1970年代初越南战争结束;从1970年代中期到冷战结束。在冷战前期,美苏的对抗很快蔓延到东亚,结果是造成了这个地区大规模和持续的热战。在整个冷战时代,一方面是处于美苏对抗中心地带的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美苏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另一方面是在东亚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一次是朝鲜战争;另一次是越南战争,它们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其他地区是罕见的。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东亚独特的冷战形态,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第二,尽可能处理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且与东亚国家联系更加密切的条件下,中国应该具备了更多处理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手段。同时,中国加强同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有很好的地缘优势和社会基础,应广泛动用国家、社会和国民的力量,加强同东亚国家的政治、安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真正把中国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落到实处。

   首先是在二战结束后,东亚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战争期间日本统治的所谓“大东亚”秩序被粉碎了,随之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状态,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对于这些新兴国家,在推翻外来殖民统治之后要建成现代国家,必须完成四个方面的任务,即: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实现或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与国家认同。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二战后所有新兴国家的执政集团在建国过程中都面临合法性挑战,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人民是否感到安全和有希望,这成为合法性的根本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是所有执政的政治集团做出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动力。在东亚国家,一些政治集团被淘汰,一些政权被推翻,从根本上说是未能合理地回应上述挑战。

  第三,尽可能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实际上被包围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之内,处于半封闭状态。这种封锁和围堵,就是由美国主导的,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美国才说它是“重返”东亚,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加强”,美国意图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巩固在东亚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美“重返”东亚后,中国只要处理得好,同样可以避免和它迎头相撞。

   东亚所有国家当时不得不面对美苏冷战这个主要而且严峻的外部环境,这可以说是它们的宿命。二战期间,美苏曾经为战后东亚秩序做出过妥协;战后初期,美苏等曾努力协调他们在东亚的行动,但冷战爆发导致了对抗,并加剧了许多东亚国家内部本已经很尖锐的政治斗争。美苏东亚政策这时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变动非常重要,美国在1948年间选择退出东亚大陆,转向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战略;同时苏联选择在东亚地区(包括南亚)推进革命运动,当时两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比较突出反映了这些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出现大转折的重要外部条件。

  从另一角度看,美国尽管很强大,但是,它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事情还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帮助才能解决。同时,它的霸权地位处于衰落过程中,实力的有限与目标的宏大之间,存在着严重张力。所有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留下了活动空间,也能确保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美苏冷战给东亚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给有些国家的政治集团夺取权力的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这不仅是指大国地缘政治的争夺。战后东亚新兴国家都会立即面临着“建什么国”的选择,而美苏之争为每个新生国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可以看得见的建国模式。各国内部几乎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会主张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些国家因为存在不同的选择而发生内战,为“建什么国”打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是意识形态的厉害之处。最突出的结果是在东亚大陆引发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一些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内部对立。当时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国共内战,中共取得政权后选择了苏联模式建国,而国民党在台湾最初选择站在美国以便获得保护,后来逐步走上了美国模式的道路,现在两岸还处于分裂,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远望方觉风浪小,凌空乃知波海平。”只要中国战略合理、策略得当,就一定能避免战争或者军备竞赛的“陷阱”,继续赢得“国际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国再有二十年和平发展的时间,到那时候,中国人的日子可能就会好过得多,中国维持国家稳定和国际和平的基础也会更加雄厚。(熊光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在朝鲜半岛,美苏的对抗导致了那里的南北分裂。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发动统一战争,遇到美国的军事干涉而失败,后来中国参战使朝鲜半岛又打回原样。北南双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长期截然对立。

   印度支那也类似。越南1975年才实现国家统一,但此前断续共经过了20多年的惨烈战争,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可谓创巨痛深。如果向前追溯,从1946年末,越南就开始抗法战争,结果是1954年形成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北方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后来实现国家统一进行了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机遇,中国、苏联两国为反对美国并同时展开互相竞争,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对后者能取得最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越南能否完成统一是有疑问的。那之后,越南又为了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打了10年的柬埔寨战争,结果以惨败收场,国家经济几乎崩溃。

   东亚在冷战前期持续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在这里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约结成军事同盟。这一事件同朝鲜战争一起,成为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此后还有中朝结盟、中越也是盟友,它们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同盟体系。站在对立面的是1951年建立的美日同盟,以及随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军事同盟。后来由于中苏同盟破裂、中越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同盟在冷战结束前就基本解体了,仅剩的中朝同盟也很难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冷战留给东亚的安全体系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美国领导的各种军事同盟和看上去岌岌可危的中美战略合作。

   东亚冷战的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从冷战的大背景看,首先是由于苏联领导集团对全球战略形势做出了独特的判断,他们将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决定退出越战、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和支持欧洲缓和的行动、石油危机导致的欧洲经济大衰退等等,都视为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的证明,以致他们放手在世界范围推进革命运动,并为此急剧扩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和持续的军事干涉,从大规模支持古巴在非洲的武装干涉,直至自己发动了入侵阿富汗的10年战争。

苏联的扩张使很多东亚国家因感受到苏联威胁而逐步走上更紧密联合的道路。首先是中国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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